當移動醫療在C端收費受阻,市場開始轉向B端的機會,其中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醫院。不過,核心問題是,醫院到底會不會為移動醫療買單?
我們看到很多國外的醫院和診所或自建或采購移動醫療工具,包括梅奧診所的院內病人管理工具以及出院后的移動端病人跟蹤,以及Cleveland Clinic Innovations與Global Healthcare Innovations合作推出的移動工具商店等。
這些醫院為什么有動力去做這些移動嘗試的理由有兩個方面。這里面最直接的動機是支付方的報銷規則,核心的考慮是為了療效。事實上,除了治療本身之外,諸如病人管理、診后隨訪、疾病管理等手段對療效的作用很難量化衡量,也不可能直接轉化為節省醫療費用的具體金額。但是不可否認,更好的病人管理尤其是病后干預能夠一定程度上增強治療效果,對控制復發率、再入院率等指標是有幫助的。這些指標在奧巴馬醫改之后,成為支付方衡量醫院療效的必須考核因素,醫院假如不控制這些指標,可能會被降低報銷比例,甚至罰款。因此,可以幫助醫院提高治療效果,更好管理病人的工具就受到了醫院的青睞。
第二,在一個服務主導的市場里,醫生獲得收入并建立名聲的要素就是服務能力,這決定了他們會獲得多少病人,進而得到怎樣的收入。在提升服務上,醫院和醫生的動力是一致的。醫院之間互相競爭,服務好的醫院能夠獲得并留住更多病人從而擴大收入。這里的服務好包括幾個方面,一是治療效果好,醫療能力強,體現在醫生能力以及醫院本身的技術條件上。另一個方面則是以病人為核心的服務能力上,包括怎樣和病人溝通,提升病人就醫體驗。針對這兩個方面,醫院才有了移動端的需求,因為移動端能夠更加貼近病人,醫生也有動力去做。就以和病人溝通為例,醫生希望留住病人,尤其是術后和慢性病病人,因此才會有動力通過最貼近病人的方式–移動端進行服務,醫院也會支持這樣的投入。
然后來分析一下這兩個邏輯在中國是否成立。在支付規則上,醫保是粗放的,根據治療的項目來付費,并沒有考慮到療效等軟性因素。醫保在系統、數據處理和對接上都很難嫁接衡量療效的軟指標。簡單來說,醫保支付目前還處于區分欺詐、過度治療都比較困難的階段,還沒有辦法上升到療效評估這樣精細化的階段。同時,醫保的支付規則和整個市場對醫療服務的定價是重產品輕服務的,醫生和醫院從支付方處獲得的服務費用少的可憐,而產品報銷非常可觀,在這種制度下,醫生的診斷被產品所干擾非常嚴重,因此無從談診斷效率和價值,這導致他們采購移動醫療的直接目的是缺失的。
第三,中國的大醫院是最有經濟實力采購移動醫療產品的,但他們并不真正處在迫切需要競爭病人的狀態。正因為中國的醫療資源嚴重向大醫院傾斜,而且基層的建設遠未起來,中間缺乏轉診的銜接,病人直接選擇了大醫院。因此大醫院始終處于優越地位,處于應接不暇的狀態。在這樣的大客流下,能夠做好運營管理已經很不錯,根本無從談對病人個體的精細化管理。而且中國的醫患關系始終是斷斷續續的,術后和慢性病人很容易丟失,長期的疾病管理在這樣的環境下很難做。
移動醫療的最大意義是讓B和C的溝通及服務變得更加順暢有效,從而改善治療的效果和病人體驗。中國目前市場上出現的大醫院引進移動端更多是一種運營流程的改善,比如電子支付、移動掛號等,并沒有真正涉及到治療價值的核心。在服務沒有成為醫療核心的大環境下,最有經濟實力的大醫院很難真正有動力去采用移動端服務提高療效或病人體驗。尤其在這類產品本身的價值很難量化的前提下,目前的制度并不給醫院動力去大規模采購這些項目,醫生也很難有真正動力去使用這些工具。
事實上,基礎醫療才是嫁接移動端工具的最佳載體,因為只有在基礎醫療,醫患之間才有可能建立長期的熟人關系,這最能體現移動工具的價值。但是基礎醫療在中國是最薄弱的,依賴補貼生存讓基礎醫療缺乏再發展的資本,基層醫生也缺乏服務動力,扶持移動醫療的土壤是缺失的。
因此,只有當服務成為醫療的根本價值,而支付方的支付規則以醫療效果為核心,才能真正促使醫院去使用移動工具改善療效,而醫生也會有提升服務的動力。在目前靠產品生存的大環境下,醫院總體來說是不可能成為移動醫療的土壤。
(來源:健康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