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程醫療的發展已經有多年，但在過去幾年的美國市場獲得了巨大的發展，這主要是緣于支付方出于控費的動力支持在價格上占優的遠程醫療的發展。但政策制定者在遠程醫療的界定上依然抱著較為審慎的態度，比如聯邦醫保Medicare過去只是支持在郊區和農村地區進行B-C端的遠程問診，在城市地區對這種遠程醫療行為是嚴格禁止的。但隨著價值醫療的推動，聯邦醫保可能會在今年宣布全面允許B-C端的遠程問診。

但是，美國各州的行政和立法機構對遠程醫療的態度分歧較大，比如德州醫療委員會（Texasmedicalboard）近日發布法令，禁止醫生給沒有見過面的新病人遠程開處方。而在加州，這類行為都是合法的。德州的做法引發了總部在德州的遠程醫療公司Teladoc的訴訟。確切的說，德州醫療委員會的禁令只是針對那些沒有在遠程問診之前建立醫患關系的用戶，這主要處于診療安全的考慮。美國的遠程問診的爆發式增長主要來自對小病和慢病的問診，因此，這一禁令打擊最大的還是在那些普通的感冒發燒用戶，而非慢病用戶。但小病是遠程最主要的來源，也是Teladoc這種陌生遠程問診模式的核心，所以對其打擊較大。

在控費的大背景下，如何明確界定并尋找遠程醫療的政策平衡點是關鍵。如果全面允許所有的疾病都可以進行陌生遠程問診，醫生在不是非常了解病人的前提下確實會有很多不確定的情況出現。但政策上又很難界定什么類型的疾病是不能進行遠程問診的，因此，相對保守的政策制定者就會嚴格限定遠程問診的范圍。但從常識上來講，美國的醫生都已經學會了自我保護，在不確定的情況下，肯定不會匆忙給出診斷意見，而是會要求病人去線下的醫療機構就診。所以，從總體來看，遠程問診的全面放開在美國并不會導致嚴重的安全性問題。

雖然國內現在進入遠程醫療的公司非常多，而且也吸引了市場的眼球。但是，由于中國的醫療體系的特殊性，遠程問診在中國的發展尚無爆發的可能。不過，政府對遠程醫療的限制卻沒有任何改變，依舊是要求只能在醫療機構之間展開。

從中國的國情來看，衛計委的政策是有其合理性的。首先，中國的遠程醫療更多的是出于逐利性，而非從控費的角度出發。由于中國醫療服務價格的長期扭曲，線下的診費較為低廉，而線上的問診費用則非常高昂。在這種情況下，遠程醫療的用戶主要還是那些疑難雜癥的患者，他們更多的是希望得到名醫的服務。這就注定了遠程醫療的用戶群非常狹窄，而且醫生服務的動機更多的是為了賺錢。但是，對于名醫來說，他們并不缺錢，所以在線上進行服務的意愿不強。而普通的醫生才是線上問診的主力，但他們處理疑難雜癥的能力不足。在這些核心的矛盾無法解決之前，對遠程進行限定還是非常必要的，因為供應和需求不匹配很容易導致糾紛并進而損害病人的利益。

其次，中國診療的收費標準和服務規范匱乏。由于醫保長期粗放式管理，中國醫保的支付標準在全國并不統一，特別是針對各類疾病沒有一個標準化的支付體系。同時，醫療機構的服務能力極為低下，在為病人服務的過程中并沒有一整套完整的服務體系。以上兩點嚴重的制約了線下的醫療服務。一旦要利用現有的醫療服務進行線上服務，這個弊端就非常明顯的顯現出來了。與美國規范統一的遠程醫療不同，中國現在的遠程問診和所謂的互聯網咨詢市場非常混亂。在這樣的現狀下，不僅病人無所適從，監管者也很難去做出規范的的管理。

最后，中國醫患關系緊張，法律界限模糊。長期以來，由于看病難和看病貴的影響，中國的醫患關系始終非常緊張。醫患關系緊張的源頭是病人對醫生的不信任，而不信任的根源是以藥養醫的制度。以藥養醫使得醫生無法通過更為客觀的立場來為病人診治，從而最終損害了自身的形象。但這一制度的根源并不在醫生本身，而是醫療體系的問題。所以，在醫改沒有觸及核心領域改革的前提下，醫患關系緊張很難緩解。在這一背景下，遠程問診更易產生各類糾紛，從而導致市場的失序。

因此，即使政策制定者在短期內部分放開遠程醫療的限制，也將因市場的混亂而導致問題叢生，最后受損的依舊是病人和整個醫保支付體系。為了促進遠程醫療真的能早日普惠大眾，政府應該做的是盡快完善線下的醫保體系，加強醫保精細化管理和控費機制，并嘗試建立起一整套的診療標準和服務規范體系，從而能通過這套體系去有效的監管線上和線下的整體醫療服務。

遠程醫療在中國的政策平衡點更多的取決于線下體系的改革，如果線下體系改革的進展緩慢將大大影響遠程醫療在中國的發展。即使政策制定者不再保守，遠程醫療也很難獲得真正的發展。因此，遠程醫療在中國的發展仍需要政府真正的去推動醫改，才能迎來市場爆發式增長的可能。（責任編輯：西西 來源：健康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