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等信息技術與基因技術、生物組學、靶向藥物、醫療影像等生物技術融合發展，健康醫療大數據產業正成為生物材料與信息的最好體現。“既要防止過熱炒作，也要防止無所作為”的觀點得到業界普遍認同。畢竟，健康醫療大數據還屬于新學科，真正落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整合、提取、標準化，向實效看齊

“從理論上說，大數據的分析更多強調關聯性。通過內部和外部關聯分析產生新的價值，帶來思維的變革，大數據時代強調量化思維，考慮問題強調系統性、整體性，一定要合作才能共贏，開放共享是大數據時代的思維。”上海市兒童醫院院長、上海醫學會互聯網醫療分會主任委員于廣軍指出，目前，大數據挖掘技術難點是整合多源醫療健康數據進行標準化，國內生物統計學相關的專業人才比較少，數據挖掘、數據知識庫建設面臨很多方法論和技術問題。另外還涉及隱私保護、數據公開等問題。

在廈門市衛生計生委黨組成員、副主任孫衛看來，如何有效抽取數據是當前的重中之重。現在數據基本都是“存儲型、非實時、應用難、非智能”的，要轉化為“應用型、實時型、嵌入型、智能型”的數據才能綜合應用。

“提取真正有用的數據，不是一個專業能完成的，必須有綜合團隊長期攻關，數據才能真正利用起來，健康檔案才能智能化。”孫衛表示，這支多技術、多學科的綜合團隊至少需要醫學、信息、數據處理3類人才：醫療專家要細化到學科，“BT+IT”必不可少。BT指數據處理，如數據安全、機器學習、人工智能等;IT包括信息應用、軟件系統、統計分析。

“要嚴防‘大數據是個筐什么都能裝’的窘境出現。”于廣軍強調，大數據可以告訴我們是什么，而不能說明為什么。在某種程度上說，對大數據分析結果的偽性有一定難度，需要挖掘大數據背后的原因。

于廣軍也指出，將移動互聯網和可穿戴設備納入醫院大的系統，提高隨訪效率是當前較熱門的探索方向，但醫院和社區的支付是割裂的，需要有連續的制度設計、實用的隨訪服務產品、明確的支付模式作為支撐，才能調動醫院、醫生、護理人員的積極性。

嚴防“金礦”變成潘多拉“魔盒”

根據國際數據公司的預測，到2020年，人類復制的醫療數據總量將達到40萬億千兆。

“如果1兆可以帶來1元的價值，那么40萬億千兆的數據就有可能帶來4萬億元的價值。健康醫療大數據正受到各方面社會資本的大力追逐。”中國健康醫療大數據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樂斌介紹，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報告，在當前資本漸趨謹慎的背景下，大數據企業無論是融資金額，還是平均融資金額均呈現出快速增長態勢，其中醫療健康大數據企業更是以30%左右的占比獨占鰲頭。更為重要的是，健康醫療大數據還可以與金融、保險、養老、體育、教育、制造等其他產業不斷融合，衍生出大量新的業態、新的產業，成為全球未來的最大“金礦”。

在吳樂斌看來，健康醫療大數據至少有以下5個方面可以增強人民群眾的健康福祉。首先，大數據可以為患者提供更全面更準確的醫療信息，填平醫患間的“信息鴻溝”。其次，大數據可以更好地匹配醫療供需，幫助化解“看病難”。第三，大數據的共享機制，將大幅減少醫院的重復建設，提高設備利用率，從而大幅降低醫療費用。第四，通過健康醫療大數據，企業可以更快地研發創新藥物、治療方法和智能終端，豐富健康醫療手段。第五，基于健康醫療大數據，商業保險公司可以更加科學地開展保險精算，提供更加符合人民群眾需求的保險產品。

隨著基因技術、靶向藥物、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發展，信息技術與生物技術深度融合，健康醫療數據已經成為保障國家安全的戰略資源。

吳樂斌說，目前針對不同人種的藥物研發已經成為可能。由于飲食、環境和基因等因素，胃癌、肝癌和頭頸部癌等特定癌癥在亞洲發病率較高，一些跨國制藥企業正在投入更多精力針對亞洲人種進行藥物研發。

吳樂斌透露，目前中科院計算所與國內相關研究單位開展的中國數字人建模研究，將為我國防核、防生化、防生物武器等發揮重要作用。國務院有關部門正在修訂《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要更加有效地保護和合理利用中國的人類遺傳資源。“新公司也將肩負保障我國健康醫療信息安全的重任。”

關于數據安全，孫衛認為，目前的關鍵問題是要切實執行已有的數據安全標準。“目前國家已經出臺了近200條數據安全標準，嚴格執行保證落地，才有可能。”

對于數據歸屬，于廣軍認為，“只要在法律權限設定內，用于醫療業務相關的操作，都有權力獲得相關的醫療數據，大量的醫療數據只有在進行整合之后，才能體現出價值。但數據的使用要與使用方的權限相適應，權利和義務對等。電子病歷可以說是醫療機構和患者個人所共有。電子病歷的信息不僅有患者個人就診行為產生的客觀結果，同時還有醫生的專業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