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主辦的2017北京大學藥物經濟學媒體研討會在北京大學醫學部召開。該會議旨在促進我國藥物經濟學研究發展、探索科學精準的藥品評價機制并推動適合中國的藥物經濟學評價體系的完善、從而充分發揮藥物經濟學對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與發展的科學指導作用。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王培玉教授、國家衛計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衛生技術評估研究室主任趙琨教授、中山大學藥學院醫藥經濟研究所所長宣建偉教授、中國藥學會藥物經濟學專業委員會副主委吳久鴻教授等藥物經濟學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就藥物經濟學基本概念及未來發展趨勢,及其在慢病管理、精準醫療和醫療政策制定中價值和指導作用等時下最為熱門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會議上,一個以大數據為背景的全新概念“精準藥物經濟學”理論首次對媒體發布。
藥物經濟學為藥物價值評價提供客觀證據,助力中國醫療改革
藥物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重視。1979年,美國國會要求其下屬的技術評定局對公共醫療費用進行成本效用分析;1980年代,美國開始出現藥物經濟學一詞,并出版了第一本專業期刊;1991年《藥物經濟學原理》專著出版,藥物經濟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初步形成。趙琨教授為大家介紹道:“衛生技術評估及藥物經濟學對于提高公共衛生基金效率意義重大,應該成為政策科學制定與調整的決策工具。隨著我國醫療費用支出增漲迅速,新一輪醫療體制改革的深入,如何科學評價并有效配置醫藥資源,如何選擇最具有成本效果的治療手段,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成為我國醫學科學發展的重大課題和艱巨任務。”
“作為新興的交叉學科和方法體系,從宏觀上講,藥物經濟學是應用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知識,研究醫藥領域有關藥物資源利用的經濟問題和經濟規律,研究如何提高藥物資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以有限的藥物資源實現健康狀況最大限度的改善和提高的科學。”吳久鴻教授說,“從微觀上講,藥物經濟學是應用經濟學、流行病學、決策學、生物統計學等多學科研究方法,識別、測量和比較不同藥物、治療方案及衛生服務項目的成本和產出,有效提高藥物資源的配制和利用效率,在有限資源條件下最大限度滿足藥品可獲得性與利用的評價方法。”
藥物經濟學基于“藥物價值”的客觀評價方法,在國際成熟市場獲得廣泛應用和認可,在我國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將為醫保目錄評審、招標采購、價格談判等國家醫改提供工具、方法論和決策依據,并在深化我國醫療體制改革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大數據背景下精準藥物經濟學,致力于建立更有效的醫療衛生系統
近年來,隨著醫療大數據和精準醫療等學科的發展,將大數據驅動的精準醫療轉化為臨床實踐、從而改善衛生決策成為可能,以真實世界數據為背景的精準藥物經濟學也應運而生。2016《精確衛生經濟學和結果研究支持精準醫療:大數據在創建價值之路上可滿足各種患者的需求》報告首次在《個體化醫療雜志》上發表,提出“精準藥物經濟學”理論。作為該報告作者之一的輝瑞中國藥物經濟學及結果研究副總監董鵬博士,今天首度面向媒體和公眾解析這一前沿概念。
精準藥物經濟學和結果研究,利用從大數據中提取、推算出的各種干預措施及治療路徑的成本和結果的組合,給患者個體或具體高度特異性的患者群體量身定制適合他們的診療手段和支付水平。它可以應用于制定干預政策、衛生技術評估、臨床指南、醫患共同決策、報銷決策等多個場景,通過提供更有效的醫療資源分配方案,幫助實現精準醫療的承諾。
從根本上講,精準醫療離不開大數據,而精準藥物經濟學及結果研究又是精準醫療的自然補充。雖然大數據使優化診療方案似乎有無限的可能性,但醫療資源卻不是無限的。因此,我們必須在大數據時代繼續努力有效管理稀缺的醫療資源。輝瑞中國藥物經濟學及結果研究副總監董鵬博士表示,“給予足夠的時間,精準藥物經濟學能夠不斷進化并替代傳統方法。精準藥物經濟學能通過有效的醫療資源配置而實現精準醫療的承諾。精準醫療和精準藥物經濟學的共同目標不僅是讓患者享受到個體化的最優醫療服務,而且是讓總體的社會醫療資源配置在現有的花費下取得最好的結果。”
該理論自去年年底首次發表以來,引發了全球藥物經濟學學術界的廣泛討論和認可。目前已有多個項目以精準藥物經濟學的全新方法論在全球展開。
藥物經濟學研究論證,高價值藥物對中國人民健康事業貢獻巨大
近年來,以藥物經濟學方法指導的各領域研究紛紛開展,從各方面論證高品質藥物對于人民健康的卓越貢獻。本次研討會上,宣建偉教授分享了以旨在評估降壓和降脂治療對于中國社會的價值(包括延長壽命、減少死亡、改善生存質量、節約醫療成本)的“血壓血脂規范管理的長期社會價值分析”研究。
“我們都知道,有效控制血壓和血脂往往需要終生服藥、規律服藥,這就意味著患者需要不停的花錢購藥。尤其在中國,高血壓和血脂異常患者的患病率相當高,對于全社會來講,患者需要長期購藥,花費的金額自然不是小數目。這種藥品花費,其作用究竟體現在哪里?能夠預防多少高血壓高血脂的并發癥,減少多少次住院,避免多少人的死亡,藥品花費能否避免更大額的后期費用的發生?這些都是本研究希望回答的問題。”宣建偉教授說。
研究對未來15年中國人口規模、結構進行了預測,同時考慮了高血壓、血脂異常流行病學特征的演變,在此基礎上模擬和比較了兩種干預方案的效果:一種是維持現有的血壓血脂治療現狀;另一種嚴格遵循臨床指南開展高血壓血脂異常患者的治療。研究結果顯示,在未來15年(2015-2030年),相對于現有的治療模式,規范的血脂治療將可以減少970余萬急性心梗事件(AMI)的發生,減少780余萬卒中事件的發生,避免約336萬人死亡。
如果血壓和血脂同時規范管理,所得的社會效益將會更大,減少的急性心梗、卒中和死亡分別為:1962萬、2964萬和971萬。[Stevensetal.BMCHealthServicesResearch(2016)16:175]
“如果把這些心血管事件和死亡都換算成費用,將明顯大于降壓降脂藥物的使用成本,也就是說,規范的血壓血脂管理在全社會層面可以帶來可觀的凈獲益。“宣建偉教授總結道,“對高血脂和高血壓的長期規范的使用療效好、安全性高的高品質藥物進行干預,將對中國衛生醫療系統和社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和價值;從政策層面,強化血壓血脂干預,尤其是對血脂的重視和管理,對于扭轉中國心血管疾病拐點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