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的不是精準醫藥，而是精準健康（precision health），”斯坦福大學醫藥學院院長麥納爾（Lloyd Minor）稱。

麥納爾自2012年擔任斯坦福醫學院院長，自身是科學家、外科醫生及研究員。他是耳鼻喉科教授、頭頸部外科醫生，以及生物工程機神經學教授。作為院長，他負責為斯坦福醫學院設立戰略方向，其中包括醫學院研究中心、斯坦福醫療和斯坦福兒童健康中心及兒童醫院的研究。

在他的主持下，斯坦福醫藥學院推動準健康的生物醫藥進程，認為下一代醫療的核心是確保人們健康，事前防范疾病的發生，這具有預見性、主動性、預防性、個性化及患者為中心的原則。

麥納爾在近期接受了記者采訪。

記者：你能簡單介紹一下精準健康嗎？它和傳統醫療有什么區別？

　　麥納爾：精準健康發源于精準醫藥（Precision Medicine），是用基因和大數據來個人化對于嚴重疾病，比如癌癥和心臟病的治療。我們斯坦福就在做精準醫藥。我們有兩個醫院，每天都在照顧非常病重的病人。我們將會繼續做精準醫藥。

但是我們看到一個獨特的機會，把同樣的基因和大數據的手段用到一個預測性的、預防性的、主動的方式上。精準健康想要做的是讓我們每一個人確定我們患病的風險系數，以及我們能夠做什么來防止疾病的發展，以及發展出下一代的先進診斷（advanced diagnosis），來大大提前檢測到疾病的時間。

人們得的很多嚴重疾病，如果被更早的檢測到，是可以被更加有效地、更少地干預，而達到治療效果的。精準健康的一個目標就是預防疾病。另一個目標是當我們無法預防疾病時，我們及早檢測到它，以便能夠更有效地治療，而這對患者和醫療保健系統的影響也會更少。

　記者：目前病人們正在使用一些可穿戴設備以及一些應用程序來監控他們的心跳和脈搏等，這些技術已經被證明是有效的？

　　麥納爾：是的，電子監測手段很有效。而且，這些可穿戴設備越來越先進，對診斷越來越有幫助，我們可以做生物檢驗、DNA測序，可以比以前早得多地檢測到腫瘤和其他疾病。我們面臨一場即將到來的先進診斷的革命。

一個例子是我們大部分人到了40歲的時候會去做一個血脂檢查。從血脂檢查里面，我們得到許多關于我們得心臟病風險的證據。然后我們可以去改變我們的飲食，運動或進行禁食，然后我們可以監測我們的血脂，看看我們的心臟病風險是如何變化的。因此，對于心臟病，我們有一個良好的診斷來預測患病的風險，但我們對免疫系統疾病沒有任何類似的東西。

我們現在非常接近開發這樣的測試，這將是我們檢測疾病能力上的另一個里程碑。

記者：所以，你是說預測和預防，實際上它給你一些時間和空間來試錯？我們可以嘗試進行不同的練習，然后看風險參數是否下降？

　　麥納爾：對啊。我們能夠更好地確定什么有用，什么沒有用。比如一些致命的癌癥。由于當他們還很小的時候并不造成癥狀，而只有在他們非常晚期的時候才能被診斷出來。但是如果我們有篩查，能夠在這兩種癌癥還是非常小的時候就檢測出來，我們就能非常有效地進行相應的治療。

記者：你說過這也需要讓大多數人接受精準健康這樣的概念，也就是說還有些說服工作要做？

　　麥納爾：是的，我們要鼓勵大家，更多地參與到有關自身的活動中來。我愛用的一個例子是，每個人都有銀行卡，可以隨時查查到底還有多少錢。但直到今天，也不是能很容易地查到自己的醫療檔案。因此需要讓大家獲得這樣的能力，讓他們認識到對自己的健康是有控制力的。這種把控能力，在過去并不突出。

　記者：你能聊一下大數據嗎？大數據有多重要？

　　麥納爾：大數據能讓我們做這幾個事情。 一是以過去沒有用過的方式找到健康和疾病的各個不同方面之間的聯系。通過將來自數百萬患者的數據結合起來，可以更好地確定特定疾病的風險因素是什么。

另一方面，大數據能讓我們建立一個學習型的醫療保健系統，這意味著當每一個人從醫生那里得到護理，護理就成為系統數據的一部分，這讓我們能夠更細致地觀察結果。因此在將來當我們有一些健康問題時，可以基于從數據中獲得的知識做出關于護理的決定，而不是基于零星“小數據”做出不完整的推論。 這是我認為大數據特別有前途的兩個領域。

大數據對于做基因組學也是很必要的，因為繪制基因組就是決定基因和疾病之間的關系，涉及大量數據。

記者：收集和使用大數據是否很昂貴？

　　麥納爾：關于大數據，最難的事情是進行解讀。儲存數據涉及一些費用，但是費用隨著科技的進步在不斷下降。大數據要有用，需要有數據科學家，要有算法，統計學家來解讀這些數據。

大約一年半之前，我們在斯坦福醫學院創建了一個新的系，即生物醫學數據科學系。生物醫學數據科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我們需要大學的一個系——生物數據科學系，來做這個工作，因為它已經發展成了一個新的學科。

　記者：獲取數據是不是一個大問題呢？病人關心他們的隱私嗎？

　　麥納爾：肯定是有關于隱私，關于數據交換的安全是有擔憂的。保障醫療服務數據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我看到一個數據說，美國有47%的患者醫療信息在去年被泄露。我覺得就像金融服務行業非常注重保障銀行交易的安全，我們在醫療服務領域也需要達到一個相似級別的安全。

并且，在過去對于醫療服務系統，沒有一個好的激勵機制，讓他們做好數據交換。目前這方面有一些進展，一些大的電子病歷公司，比如說Epic，有Care Anywhere系統，你登錄以后，他會讓你的電子病歷能夠被另一家使用Epic的醫療服務系統所訪問。

真正能夠讓數據可交換性向前邁進的是，讓消費者能夠訪問并且掌握他們自己的健康服務數據。一旦消費者能夠理解這些數據并且參與到監測他們醫療保健數據中，我覺得這就足以促進關注和保護，因為人們能夠更加注意到他們的健康狀況，并且更加明白他們能夠做什么以改善他們的健康。

　記者：有人認為，精準醫療目前起作用的方式是加強靶向治療或藥物，對抗癌癥的精確度，因為它用途有限，可能會限制受益者的數量？

　　麥納爾：我同意你的看法，就是說目前在靶向藥物里，我們看到精準醫藥有最顯著影響的是在癌癥治療里。我們看到數據科學和遺傳學的力量能夠個性化對每一種癌癥的治療。從一個預測性和整體性的角度，應該能夠在某人發生癌癥之前就應用相同種類的方法。

記者：所以你認為這種方法可以在商業上成功嗎？它可以在沒有大學或政府的資助或支持的情況下維持其發展嗎？

　　麥納爾：如果讓自己和社會更健康，這將提高生產力，減少醫療保健支出。所以，保持健康和預防疾病是有個人和社會經濟效益的。

在美國，我們為醫療服務提供金融支持的模式并不總是意識到這一點。我們提供醫療服務的模式是一個”為人服務”（People Service）的模式，我們的醫療提供商是建立在醫療服務的每一個片段、每一個檢測、每一個流程、病人對醫生的每一個訪問之上的。我們并沒有完全意識到這樣做的后果。這導致特別是在診斷性測試領域，由于重要的政府付費方，美國的Medicare（老年人醫療保險），都是按照就診的數量，而不是質量來收費。因此與高級診斷治療相比，先進診斷得到的重視不夠多。這一點需要改變，前提是認識到把人們變得更健康，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領域。

　記者：我們看到一些在美國和中國的創業公司對預測和預防很感興趣，他們也在使用可穿戴電子產品和其他的一些技術。你認為對中國投資者或創業公司有哪些經驗和教訓，他們應該避免什么錯誤或學習什么教訓？

　　麥納爾：我認為在美國最大的一個教訓是，你必須鼓勵新想法，因為許多創業公司最終不會成功，很難預測什么樣的主意會成功什么不會。但是如果你有一個鼓勵創新的環境，并且提供早期創業發展所需的資本，必將有一些真正好的想法從中產生，并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有的也有可能會失敗，但你必須有一個生態系統，使有想法的人有機會追求他們的想法。

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想法都應該被投資，但它意味著你有意識地去提供機會讓想法被表達和分享，提供機會讓許多想法被投資，讓你投資的其中一些公司變得非常成功，而另一些公司最終失敗。這很難去預測。很難說，”啊，把所有錢都放在這，因為在這你會獲得最大的經濟回報。”

我認為全球化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因為中國的創業者會擁有關于中國醫療系統具體問題的知識，美國人要獲得相似的基本知識是非常難的。這需要一個全球的生態系統，一個合作共贏的全球生態系統，因為最終我們在美國會了解中國發生了什么，在中國也會了解美國發生了什么，我們也會有創業者同時參與到兩個國家中去。

記者：精準健康對于保險行業有何影響？

　　麥納爾：拿糖尿病人為例，你知道要讓一個糖尿病患者保持健康，需要的不只是醫生和病人之間的互動。他需要社工、飲食學家，以及病人和他們的家庭一起就病人的生活方式而努力。當然醫生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等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轉變，這需要監控，也需要患者自己的認知。

我們現在看到大量的保險公司認識到這一點，并且提供資金來讓糖尿病人獲得這一整套的醫療健康服務，因為保險公司認識到保持人們的健康不僅僅是對的事情，也是對保險公司有經濟利益的。